笔者在朋友的引荐下，结识了抗美援朝志愿军原23军67师老兵钟一（伟今）先生，得以一睹其抗美援朝战时日记原稿。这些从未公开发表的日记，几乎逐日记录了他从1952年4月至1955年8月的经历。
长期以来，有关抗美援朝战争或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研究，多将目光集中于“大人物”、知名人物或者集体性的活动。前者如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决策或者各级军事指挥官、英雄模范人物、外交谈判中的重要角色等，后者如战争期间的历次战役战斗以及中国志愿军下辖各部队的军史和战史等。这些研究对象和内容固然重要，常常也是大多数读者较感兴趣的方面，故而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深入和细致。然而，抗美援朝战争毕竟是由约290万志愿军官兵共同参与和经历的历史，是无数有着不同背景、个性、情感和认识的人们的一段人生经历，而不只是少数“大人物”、知名人物的经历和活动，也不只是以集体名义或形象进行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仅仅将视野局限于这些方面，显然会限制我们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其丰富面向的理解和认识，不足以反映和揭示曲折而残酷的战争过程和集体活动中不同个体真实细致的特殊经历、情感和感受。不过，由于普通志愿军官兵文化程度较低，加之战场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绝大多数军人战时未能留下直接记录和反映其经历和情感的史料，事后多年的口述回忆和追述又难免因为受多种因素干扰而可能失真，故而存世的志愿军一线士兵或机关基层人员的战时日记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就笔者目力所见，这样的战时日记虽然很少，但也有一些已公开发表或出版。不过基本上是符合某种主题或主流价值取向的节选、摘录，甚至经过了后来的文学加工或演绎，其史料价值和内容的丰富完整性是大打了折扣的。幸运的是，笔者在朋友的引荐下，结识了志愿军原23军67师老兵钟一（伟今）先生，得以一睹其珍藏的抗美援朝战时日记原稿。这些日记几乎逐日记录了1952年4月至1955年8月，钟先生从期待入朝作战到于1952年9月7日随部队入朝作战以及停战后长期驻朝的经历。这一千余篇日记，长则千把字，短则寥寥数字，真实完整地记录和反映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字里行间，从日记稿发黄变脆的纸张，从或潦草或工整的笔迹中，笔者仿佛能够感受到三八线上战火连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艰难岁月，能够感受到停战后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作者依然紧张繁忙的工作状态，能够体会到作者为不能入党而焦灼、为终于入党而兴奋和不能顺利转正而焦虑的情感变化。
钟一日记原稿，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钟伟今，原名钟一，浙江省德清县人，生于1931年。1949年5月，德清解放后即加入解放军，参加了解放上海战役。后随部队进军浙东舟山“敌前练兵”，1951年初进驻江苏太仓。1952年7月，由23军67师干部部调任师后勤处首长办公室（技术）书记，投入抗美援朝准备阶段的紧张工作。8月下旬，部队奉调离开江苏太仓，从昆山登车直奔安东，8月31日抵达。9月7日部队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1953年元旦，部队移防三八线与联合国军对峙、交战。5月，奉命上调67师政治部秘书科任秘书。11月，调任师作战训练科一级文书。1954年6月，接到志愿军总部干部部电令，上调该部军衔奖励处。1955年8月肃反审干运动中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审，受此牵连入党转正问题迟迟不能解决。1957年8月自愿复员还乡，启程于23日从朝鲜回国。作者自言，因其当年是“小青年、小职位、小视界，且多以个人机关工作经历、日常见闻与感受为主”，故其“抗美援朝日记”“没有多大价值可言”。对此，笔者不以为然。恰恰相反，正因为其身处部队师级机关科室，职位也不高，又和绝大多数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官兵年龄相仿，故而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才更有典型意义，更具有代表性，其日记才更有价值。
目前笔者所见日记原稿共五本，约20余万字。除了因战时环境恶劣（尤其是三八线上），工作紧张有若干天只字未记，留有空白外，其余时间几乎每一天都有记录。另外，出于保密考虑，也有部分日记篇章存在未能留下记录或明显欲言又止的情况。尽管如此，这20余万字的日记稿所反映的细节已相当真实而丰富，其内容包括日常工作情况、社会交往、思想状况、各种书刊报章读后感、诗歌习作、思想汇报等等。此前各种抗美援朝研究成果未能反映或无从研究的普通志愿军官兵或部队机关基层人员个体视角的经历、见闻与感受，在日记中都能找到丰富的例证，帮助我们去深化和细化既有认识。比如志愿军官兵内心如何认识这场战争、与官方的宣传或主流话语有何不同？他们在战场上经历了什么？思想上有何变化？个体是否有不同于集体的情感表达？面对战争中残酷的死伤，个体如何看待？个体的恐惧、焦虑、不满等情绪如何排解？等等。
限于学识和篇幅，笔者不能就以上问题一一展开论述，这里只就日记中所记录的作者亲身经历或听闻的不同群体的牺牲与死亡的记录作些介绍。在一千余篇日记中，约有85篇记录了各种牺牲或死亡的情况，其中有14位战友的牺牲被记录在日记中。这些战友，或牺牲于与敌人的浴血搏斗中，或牺牲于联合国军的空袭和炮火下，或因积劳成疾、医疗条件差而病故，或因防空洞被震塌或自然倒塌而被埋压而牺牲的。如1953年1月26日，日记记述了陈烙痕政委讲述的一位新战士英勇斗争不幸牺牲的情况：
在前天的战斗里有一个新战士，去夺敌人的卡柄枪，与一个美国鬼子扭做了一团，不幸被另一个鬼子掷来了一个榴弹，牺牲了；但他的勇敢的战斗精神是很好的。
1953年3月13日，作者听到“一个令人悲愤的消息：敌机袭击二支队造成伤亡。并得悉陆政委牺牲了；我想到了我与他第一次会面是在上海战役下来在梅龙镇附近，那时他在营里任教导员，我记得他还对我们（我与方玉舟）下连作了指示，他的和蔼和诚恳给予我这个新参军的人，是有很深的印象的。后来在五〇年师党委整风时以及在经常的会晤中，我更进一步了解了他对人民事业的忠诚。他的年轻的英俊的脸孔，浮现在我的眼前了！啊！万恶的美国强盗！你们这些刽子手是有一天要被我们惩办的！
我们很多优秀的同志倒下去了，我们活着的人，想到了他们心中是难过的。我们应该化悲愤为力量，把工作做得更好。”
第二天，作者得悉，另有两位同志（朱汉泉、胡斌）在昨天的轰炸中也牺牲了。
不到一个月后，4月8日，日记中又记录了三位曾相处半年的诚挚友善的同志（班式、刘德法、陈志民）牺牲的消息。作者无法相信，深感悲痛，日记中写道：
班式，刘德法……还有陈志民他们牺牲了！在争取和平的斗争里！我能够相信吗？这样好的同志！
他们不在了！离开了我们……矮矮的结实的班式！幽默的脸胖胖的喜爱写作的刘德法和善的诚挚的与我在一个班里，兄弟般的相处了半年的沉默的‘班长’！
是他们吗？啊！正是这些善良的同志！三个，四个五个……啊！我知道他们的履历，他们都是青年团员！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成一个音乐家多好！人们都唱他所创作的曲子！成一个小说家多好！让人们来读他的动人的故事！
成一个诗人，那更是叫人响往！
歌颂真理的诗集，世世代代流传……。
成一个英雄，做一个模范，佩带光辉的勋章各式各样的纯朴的想望！
都是些小伙子呀！
本来是要去遥远的地方去寻求人生的真理的！
但他们倒下去了！
他们的鲜血流在朝鲜的国土上了！
他们与我们永别了！
他们以鲜血写下了青春的光辉！
……我的心中是难过的……
我们活着的人应该怎样呢？
我们要拿起武器：
战斗！我们要报仇！
几天后的日记里，又记录了另一位不幸在敌人炮火下牺牲在田里的同志，作者路过炮弹坑时，看到“田里还留着紫红的血渍”。
6月26日，作者听到“出乎意外的一个噩耗”。与他有着亲密的友谊，在后勤处一道工作了半年多的“陈洪帆同志病故了”。作者异常悲痛，难以接受，甚至认为“虽然说是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但是这也是美帝国主义的罪孽，他的病，是在朝鲜艰苦的工作与困难的物质条件下才形成起来又没有得到像祖国一样好的医疗……所以这是万恶的帝国主义作的孽！嘿！你们这些血腥的反动家伙呀！你们有形无形的虐杀我们多少优秀的同志呀！我们一定要杀死你们这批野兽”！
除了在战火中牺牲或者在战场上病故的战友，还有三位战友因为防空洞倒塌而被压死。其中两位牺牲于停战协定签字前一周，另一位则因防空洞意外坍塌而牺牲于停战后近一年。1954年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
孙立坡同志给我来了信，他向我说了一个出人意外的不幸消息，叶聪同志于六月七号被防空洞塌下来压死了。啊！一个女战士为和平献出了青春与生命。她曾为了胜利日日夜夜的工作过，一次一颗炮弹落在她打字的房子的下边溪里，把灯也打熄了，她才回到坑道里来。戴秘书和我催了她们几次；一次在战斗后（去夏）大水汹涌在平安川，她和潘虹同志等涉着拦腰的水去慰问伤员；当去年很多女同志回祖国学习的时候，她思想并不被动，她说我要同我们部队一道胜利回去……而现在这个在参军时实际上还是一个小孩子。戴秘书常说起初时的情况，后在党的军队内逐渐长大的女战士离开我们了！她对革命的贡献，在我们师里的人们是不会忘记她的。我与她在一块工作过半年多，我相信她的心地是纯洁的，她不愧是一个祖国的光荣的女儿！安息吧！为和平而献出了生命的女战士！
这14位战友的牺牲，作者基本是听闻的，并未亲眼所见，所以日记中缺乏死亡现场的细节，没有对死亡痛苦过程的记述，没有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更多的是惋惜、悲痛之情，是对战友的怀念，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联合国军罪恶的控诉和痛恨。
日记中也有对于敌人死亡情况的记述，但大多是寥寥数语，仅仅记录了歼敌人数。如“已歼灭了敌人五、六百名了”（1953年4月17日），“我们歼灭了大量的敌人”（1953年4月19日），“捷报传来了，歼敌一千四百多名”（1953年7月7日），“好消息：我部此次战斗共歼敌四千余”（1953年7月14日），“歼敌两万余”（1953年7月20日）。
作者笔下，也记录了朝鲜人民的死亡。如作者刚到朝鲜不久，在1952年9月18日的日记中记下：
我们的房东老太太，指指两个正在玩耍的小孩，又用手指指山上然后指指胸口。后来我们才明白，原来这两个小孩的父亲，被美国鬼子枪杀在山后。
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道：
这里有一千多朝鲜的孤儿，都是由公家抚养的，他们的父母都是被美帝国主义杀死的。
由这些听闻的和想象的朝鲜人民的死亡，作者进一步增强了对于美帝国主义的痛恨，对于朝鲜人民和祖国人民的悲悯和同情，坚定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
战魔的罪恶呀比天高哪！我们想到：这不仅是这两个孩子的命运呀！这是千千万万的孩子的命运！如果我们不抗美援朝，那末今天落在朝鲜孩子头上的命运，明天也将落在祖国孩子的头上！我们不容忍朝鲜的孩子有这样的命运，也不容忍祖国的孩子、全世界的孩子有这样的命运！我们希望所有可爱的千千万万的儿童，在和平的环境中长大，将来以他们的智慧和劳动，创建幸福的世界。
和战友的牺牲、敌人的死亡、朝鲜人民的被杀戮相比，革命领袖的逝世对于作者的冲击应该是最大的，日记中相关的记录篇幅最大。如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作者在3月6日、7日和9日以及次年3月5日的日记中，用总共约两千字的篇幅详细而沉痛地记述了自己的心情和感想。听闻噩耗后，作者“立即脱下了棉帽，低下了头，沉默着，由我心的深处发出的深深哀悼，在激动着我”，“噩耗喫食着我的心”。当天“写日记的时候，我的身体在发冷，我口在发淡，我很不舒服。我愁眉不展，我长吁短叹。时而不断的，我的心呀！在绞痛：斯大林同志呀！你真的逝去了吗？你真的离开了世界？斯大林同志你回来吧！你来领导我们全世界闹革命吧！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千千万万颗善良的心啊！都在呼唤着你呀！斯大林同志！”（1953年3月6日）
第二天，日记中还写道：
斯大林同志的逝世这一个概念，经常的在我的脑子里浮动，而每当想起了，总像失去了依靠一样，总想这太突然了，我总认为斯大林同志要活到一百几十岁！啊！这样好的人，这样伟大的人，不能活到一百几十岁，这是人类科学上的一个耻辱。啊！突然的打击，是叫人吃不消的。
一年后作者回忆，当时感到“深沉的哀痛”，“一切都不安起来，我们好像感到在我们的身后倒塌了一座青山”。（1954年3月5日）
作者在日记中记述的对于斯大林逝世的极其悲痛之情，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在当时却是一种常态，是很自然的一种感情流露。作者的上级和战友，无论是公开或是私下，都表现出对于斯大林逝世感到“极度的悲痛”。（1953年3月9日）
总体上，日记中所记述的不同群体的牺牲和死亡以及对其的感受，所表现的是作者长期受苏联、中国革命历史等红色文化所熏陶的死亡观，即敌人的死亡或者灭亡是注定，可耻的，应该被谴责的，是值得高兴的、令人激动的。人民的死亡是无辜的，值得同情的。同志或战友的牺牲则是令人痛苦的，值得铭记的。领袖的逝世是令人悲痛的，值得怀念的。根本上，是从阶级分析、敌我分明的视角分析、评判不同的死亡，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和价值的。因而，当可恶的敌人放下武器，成为战俘，作者的态度马上就转为宽容、同情了。
前几天和昨天，我看到了美国俘虏。有黑人、白人。有两个还穿着尼龙避弹衣。我虽不懂英语，我却看到一个现象，几个黑人心地似乎很轻松，常现笑容，而白人较为沉思，低垂了头。“骄慢的文明人”呀！今天不是征服者，今天是俘虏。谁知道他们是加利福尼亚的失叶（业）者，抑或是密士失必河（密西西比河）岸的破产农民？你们到朝鲜来参加“肮脏的战争”是你们的不幸，但今天你们成了志愿军的俘虏，却是大幸。你们到了我们这儿，才是真正的见到了人道。黑人也许是汉尼巴的后裔，但生长在美国他们受够了种族的歧视；白人也许是吉姆·克罗主义。但是到了我们这儿种族是平等的。我们反对吉姆·克罗主义。我们最讲人道。我们永远是红旗下威武的胜利者。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你们将有更多的人做我们的俘虏，因为正义是属于我们的。（1953年7月12日）
作者认为，“这些美国大兵们，是不希望作无谓的流血牺牲的，他们需要的是和平。他们是被迫来参加战斗的。”（1953年7月29日）
70年前，红色文化所熏陶的死亡观，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是抗美援朝最终能够取胜的重要精神动力。如今，战火早已熄灭，当年参加战斗的敌我双方绝大多数人也已逝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我们应该认识到战争本质上是残酷的杀戮，会给敌我双方带来最惨痛的后果：最宝贵的生命的消亡。战争只是手段，而对和平幸福的生活的向往则是世世代代共同的目标。为了人类共同的明天，我们理应有更多的智慧和耐心去消弭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