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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切肤之痛,4倍于敌人的大同集宁战役,我

1946年7月,我晋察冀和晋绥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为保证夺取“三路四城”,在计划“晋北战役”时,便准备采取攻城阻援的方式对发起对大同的攻击。但万万没想到,解放军以四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进攻大同,不仅最后没有拿下大同战役的胜利,反而让晋察冀边区的首府张家口处于敌人东西夹击的危险之中,故而后来的罗瑞卿大将才会说:“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场败仗!

1946年的切肤之痛,4倍于敌人的大同集宁战役,我军为何失利

 


战前部署

由于大同是平绥和同蒲铁路的交会点,所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而阎锡山则将它作为“巩固华北,屏障绥宁,呼应热察,支撑太原”的重要基地,经过阎锡山多年经营,大同工事复杂坚固,形成较为完善的防御体系。

更难能可贵的是,大同城易守难攻,既利于主动进攻,也利于就地守城,所以阎锡山才会派其得力干将43军副军长楚溪春(亮剑中楚云飞的原型)率暂编38师、东北挺近军骑兵第五、六师以及保安大队等1.9万人固守大同。

1946年7月初,解放军发起“晋北战役”后,楚溪春率守军积极加修工事,空运了大批粮食物资到城内,准备长期固守。为表达为大同的重视,7月中旬李宗仁与阎锡山亲自飞到大同,进一步作了坚守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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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中央军委就晋察冀和晋绥军区攻大同一役特别强调,要求务必精心计划,充分准备,进攻大同时,随时注意国民党军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的增援。

8月2日,“晋北战役”结束前夕,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帅在阳高县主持了作战会议,对大同敌情作了仔细的分析研究,认为大同已成孤城,补给困难,守军建制不一,内部关系复杂,再加上伪军和地方保安团的参与防守,作战能力必定不强,守城信心也肯定不足,因此攻下大同是完全有可能的。

于是会议决定成立“大同前线指挥部”,由晋绥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30(后来追加至50个团)个团的兵力,担负夺取大同的任务,具体部署为:

晋察冀军区三纵7、8旅,四纵10旅,教导旅2个团,炮兵团,冀晋军区一军分区2个独立团,晋绥军区358旅,雁门军区五军分区一个团组成攻城集团,担负攻城任务。剩下人员组成阻援集团,负责阻击傅作义增援队伍。

大同战役”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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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过程

其实早在7月底,大同外围的战斗已经展开,第8旅切断了大同、怀仁的铁路,怀仁38师3团被歼千余人。借此良机,教导旅也于4、5日在大同外围歼灭国民党军队2000余人,敌军纷纷逃入大同内城,以坚守待援。楚溪春虽然是阎锡山的得力干将,但他看到如此情景,知道大同破城是迟早的事,于是连连向阎锡山和蒋介石求援。

8月14日,作战部队再也不是零星地进行战斗,而是借助数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对大同城郊和四门发起了总攻。鉴于一举攻克大同的想法不太现实,前线指挥部决定采取稳步压缩、稳扎稳打的打法,攻占一点巩固一点。

截止9月1日,我军攻占了西关车站、飞机场等战略要地,至此大同外围的敌人已经完全肃清,各部进逼城下,开始坑道作业,准备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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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到了关键时刻,楚溪春的求援得到了回应。蒋介石为了促使傅作义增援大同,在解放军围攻大同后不久,于8月10日将原来属于第二战区的大同划归到第十二战区,也就是傅作义的名下管辖。而傅作义管辖绥远、察哈尔等地,一来没有坚城可守,二来没有大同这样的能源基地来发展壮大,对于蒋介石的划拨欣喜若狂。

于是傅作义一边以“和平解决”为名派代表与解放军谈判;一边调集35军101师、31师、32师等五个师四个纵队的3万余人的兵力,以平绥路在中心,向集宁进攻。蒋介石与阎锡山斥其见死不救,傅作义发电一封详细解释了战略意图,称自己以劣势兵力增援大同得不偿失,不如攻解放军之必救,这就是“围魏救赵”之策。

傅作义此举的确引起了大同前线指挥部的重视,如果让傅作义占领集宁,晋察冀首府张家口便危在旦夕。根据上述敌情变化,前线指挥部决定首先消灭傅作义援军,然后再转移兵力攻取大同,于是张宗逊、罗瑞卿指挥358旅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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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傅作义三路援军全线出动,中路主力向卓资山独立1旅发起猛烈进攻,原定计划最少守三天的独立1旅仅仅不到八小时就因伤亡巨大被迫撤出卓资山。但是此时前线指挥部仍然没有弄清傅作义的战略意图,认为傅作义军可能沿着平绥路东进集宁,或者经凉城进攻丰镇,以解大同之围。

9月7日,傅作义增援军主力新编31师、暂编11、17师绕道火石坝秘密东进,于8日集结在集宁西北地区。10日,傅作义军向集宁城西北两面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先后攻占卧龙山、天门山等西门外阵地,防守部队尽管极力抵抗,给敌人以尽可能的杀伤,但仍扛不住拥有先进武器的傅作义军,被迫撤退到第二线阵地。

10日晚,解放军打援部队赶到集宁前线,从四面包围了傅作义军的三个师,随即对其发起猛攻。到12日晨,新编31师西退道路被截断,暂编11、17师被重创,共歼敌5000余人。正在关键时刻,敌军101师强势来援,对我打援部队主力实行了反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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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集宁城面临的情况是:傅作义的三个师压着城内的守军打,我打援部队主力压着敌军的三个师打,而101师、新编32师、骑兵第4师在后面对我打援部队主力发起攻击。

此时指挥部决定转兵攻歼来援的101师和骑兵第4师,我军各部因临时改变部署,地形、道路、敌情皆不熟悉,未能统一协调行动,结果对101师的几番攻击均未奏效,而城内的守军也未能抵挡敌军三个师的进攻。这样一来,集宁失守在即,而外围打援失败,鉴于情况再战不利,遂于13日撤出集宁,集宁战役宣告失败。

由于集宁被敌军所占,傅作义部随时随地可以向围困大同的杨成武部发起进攻,经过请示中央军委后,于16日撤围大同,整个“大同集宁战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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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利原因

大同集宁战役,对于晋察冀边区和晋绥军区的部队来说,是一次初战性质的战役,虽然结果没有令人满意,但解放军得到了攻坚作战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锻炼,取得了一定的宝贵经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不足之处。

  • 首先,将夺取“三路四城”任务的突破口选在大同攻坚,有考虑不妥之处。

毕竟我军最为擅长的是运动战,在缺乏重型攻城武器的前提下,对大同这样易守难攻的坚城而言,其实是没有充分把握的。

  • 其次,对傅作义与楚溪春的作战能力,缺乏足够的认识。

楚溪春能在四倍于自己的部队围困下,坚守大同一个半月,足可见其军事能力之强。另外主要错误估计了傅作义对大同的救援强度,原本认为傅作义出动四个师已是极限,哪知傅作义直接将其八个师的主力部队派出,结果不得不把攻城阻援改为攻城打援,两方面皆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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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次,从战役指挥上说,我军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敌于外围,而是逐次增兵,正面平推,以致进展缓慢,导致丧失歼敌良机,这也属于战术决策失误。

在集宁作战时,当一举可歼敌三个师的时候,因敌101师与骑兵师来援,我军仓促改变原定计划,错过了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机。就连傅作义后来都承认“最后能够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他们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12日晚上没有去攻击新编31师”,这从侧面也说明了当时战役指挥上的确存在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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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后,不可否认的是武器装备、侦查通讯、后勤保障皆不能适应大兵团的作战要求。

毫无疑问,敌军天上有飞机侦查,地面有坦克大炮的炮火支援,灵活机动的骑兵师竟达三个之多。就拿侦查通讯来说,我军落后于傅作义军甚多,以至于三个师的部队秘密集结在集宁一日,我军居然毫无察觉。再如攻击来援的101师时,临时改变部署通知不到位,敌情也不熟悉,导致打援部队未能统一行动,导致最后打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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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大同集宁战役”最终未能达成攻城、打援的预期目的,直接导致傅作义打通了东进通道,对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形成直接威胁,再加上平津国民党军的向西进攻,张家口受到敌军东西合围的危险境地。事实上此战失利的影响远不止此,大同战役过后,在没有华北解放区军事的牵制下,国民党军才会接连对山东、陕西发起重点进攻,以至于党中央一度撤离延安,所以说此战影响深远,远非一般战役比拟。